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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論文

虛無主義中國當代文學價值觀的建構

時間:2020年03月27日 所屬分類:文學論文 點擊次數:

文學是時代價值觀念的重要載體,同時推動著時代價值觀念的發展演進。什么是價值觀?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價值觀是對經濟、政治、道德、金錢等所持有的總的看法。由于人們的社會地位不同,價值觀也有所不同。《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第629頁,北京,商務印

  文學是時代價值觀念的重要載體,同時推動著時代價值觀念的發展演進‍‌‍‍‌‍‌‍‍‍‌‍‍‌‍‍‍‌‍‍‌‍‍‍‌‍‍‍‍‌‍‌‍‌‍‌‍‍‌‍‍‍‍‍‍‍‍‍‌‍‍‌‍‍‌‍‌‍‌‍。什么是價值觀?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價值觀是對經濟、政治、道德、金錢等所持有的總的看法‍‌‍‍‌‍‌‍‍‍‌‍‍‌‍‍‍‌‍‍‌‍‍‍‌‍‍‍‍‌‍‌‍‌‍‌‍‍‌‍‍‍‍‍‍‍‍‍‌‍‍‌‍‍‌‍‌‍‌‍。由于人們的社會地位不同,價值觀也有所不同‍‌‍‍‌‍‌‍‍‍‌‍‍‌‍‍‍‌‍‍‌‍‍‍‌‍‍‍‍‌‍‌‍‌‍‌‍‍‌‍‍‍‍‍‍‍‍‍‌‍‍‌‍‍‌‍‌‍‌‍。”《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第629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價值觀因人而異,處在不斷地發展變化之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擴而言之,每個社會都有其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反映在文學中,每個時代的文學都有其特定的價值觀。價值觀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影響文學價值觀的因素也是方方面面。

中國當代文學

  文學方向論文范文:網絡文學與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

  這篇當代文學論文發表了網絡文學與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網絡文學的發展讓我們更輕松的在網上隨時閱讀當代文學,促進了通俗文學的發展和繁榮,使得文學真正能夠在民間得到繁榮和發展,但是中國當代網絡文學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以下是詳細探討。

  在影響中國當代文學價值觀的眾多因素中,有一個不可忽視,那便是虛無主義。虛無主義與當代文學相伴生,對當代文學價值觀念影響巨大。“事實上,虛無主義是一種非常深刻的世界觀和學說,其懷疑不僅指向文化、道德、歷史、民族等意識形態和現實制度,而且指向宇宙和生命的意義,具有濃郁的形而上色彩。”黃發有:《虛無主義與當代文學》,《文藝爭鳴》2006年第4期。虛無主義既是一種形而上的哲學思潮,又是一種形而下的世俗社會文化思潮。虛無主義對當代文學價值觀既有積極的建構作用,但更多的時候,卻極具消極性的解構作用。當代文學中,形而上的虛無主義非常匱乏,可謂求之不得;而形而下的虛無主義則比較泛濫,可謂揮之不去。這兩種形態的虛無主義都參與到當代文學的價值觀念建構,并嚴重地影響到了當代文學的質量與成就。

  因此,對當代文學中的虛無主義思想進行全面梳理和辯證認識,對于我們客觀認識當代文學中虛無主義問題的歷史由來、存在狀況,認識虛無主義對當代文學價值觀念的影響,以及如何正確對待虛無主義,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尤其在當前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這種認識不僅意義重大,而且具有現實的針對性和必要性。

  一、中國當代文學中虛無主義問題的歷史由來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社會各種虛無主義思潮泛濫,虛無主義作為一個思想問題,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這一方面凸顯出虛無主義作為一股強大的社會文化思潮,對當代中國社會的影響或困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學術界對虛無主義的警惕和擔憂。

  這種關注和討論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個是從哲學層面對虛無主義進行理論探討,指出虛無主義的實質及其發展演變。這種哲學層面的探討非常多,例如南京大學張鳳陽教授的《論虛無主義價值觀及其文化效應》,作者認為尼采的“上帝死了”的著名宣言,乃是表明一種重估價值的嘗試。由于上帝已死,再無神圣的法庭,“一切皆虛妄”,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這種虛無主義價值觀的流行,必然會滋育和助長一種以越界和放縱為特征的行為方式。中國人民大學余虹教授的《虛無主義——我們的深淵與命運?》一文,則系統地指出了虛無主義的幾種主要歷史形態,并探討了西方從尼采到海德格爾到列奧·斯特勞斯等人對待虛無主義理論的發展。這樣的研究還見于鄒詩鵬教授的《現時代虛無主義信仰的基本分析》和吳寧教授的《現代性和虛無主義》等文。另一個是對中國當代社會中彌漫的各種虛無主義思潮的分析批判,這類研究也非常多,主要的如李舫的《歷史虛無主義的文化表征》,作者從社會文化現實出發,概括了當下中國社會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系列文化表征,并對其予以文化批判;楊金華的《當代中國虛無主義思潮的多元透視》則列舉了當代中國虛無主義的種種表現,并予以分析批判,等等。眾多不同研究的出現,凸顯出虛無主義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社會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問題和學術問題。

  在對當代文學中的虛無主義問題展開分析之前,我們仍然有必要來了解一下虛無主義的理論由來。什么是虛無主義?“虛無主義”(Nihilism)系德文Nihilismus的意譯,這個詞來源于拉丁文Nihil(虛無),意思是“什么都沒有”。虛無主義這個詞最早出現于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父與子》之中,小說的主人公巴扎羅夫“是一個不服從任何權威的人”;他認為:“凡是我們認為有用的事情,我們就依據他行動。目前最有用的事就是否認——我們便否認。”〔俄〕屠格涅夫:《父與子》,第228頁,麗尼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作為一個具有強烈自我意識和否定精神的個體,巴扎羅夫狂熱而又片面地追逐西方現代化,否定俄羅斯一切的傳統藝術、宗教和倫理道德,因此被人稱為“虛無主義者”。“虛無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思潮在19世紀的俄國和德國非常流行。在19世紀俄國文學中,在普希金、屠格涅夫、萊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筆下,出現了大量的“多余人”形象,這些人思想空虛、行為乏力、缺乏熱情、消極頹廢,找不到人生的意義和方向,都是一些時代的“虛無主義者”。而把虛無主義這個概念由文學領域引入哲學領域的是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F.H.雅各比,他在《給費希特的信》中,首次從哲學角度使用了“虛無主義”這個概念,用以否定超驗的理想特征。在西方哲學史上,對虛無主義達到深刻闡述,并把它上升為一種哲學思想理論體系的,是尼采。尼采關于虛無主義的所有表述,都來源于他的那句驚世駭俗的著名言論:“上帝死了。”

  海德格爾認為,尼采所謂的“上帝乃是表達理念和理想領域的名稱”,上帝死了,意味著“一個超感性的、約束性的世界的不在場”,〔德〕海德格爾:《林中路》,第224頁,孫周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也即“超感性領域”的死亡。“超感性領域”是對現實所有理性和經驗領域的超越,等同于終極價值。既然上帝已死,那么終極價值也就不復存在。由于失去了終極價值的引領和監督,一切的理想、道德、信仰、價值、理念等都失去了存在的依據,于是一切皆不可信,一切皆有可能。因此,尼采說:“虛無主義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最高價值的自行貶黜。沒有目的,沒有對于目的的回答。”〔德〕尼采:《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第280頁,張念東、凌素心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既然最高價值已經自行貶黜,那么就有必要重新進行價值定位。于是,尼采就喊出了“重估一切價值”的口號。

  繼尼采之后,對虛無主義理論進一步深入發展的是海德格爾。海德格爾認為尼采沒有認清虛無主義的本質‍‌‍‍‌‍‌‍‍‍‌‍‍‌‍‍‍‌‍‍‌‍‍‍‌‍‍‍‍‌‍‌‍‌‍‌‍‍‌‍‍‍‍‍‍‍‍‍‌‍‍‌‍‍‌‍‌‍‌‍。尼采的虛無主義是對西方自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形而上學傳統的否定,但其本身也是這種形而上傳統的一部分,他陷入了自我否認的邏輯旋渦,有其無法克服的內在缺陷與矛盾。尼采將虛無主義的出路歸結為個人的強力意志,而海德格爾則從人的存在來探討虛無主義本質,為人類的存在尋找依據,為人類尋找精神家園。而對虛無主義做出科學闡釋并指明克服途徑的是馬克思。馬克思從人的解放角度來規避和克服虛無主義,認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人是歷史的主體,歷史由人的具體活動構成。“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沒有神仙皇帝”。人類要想實現自我解放,不能寄希望于虛幻的神和上帝,必須依靠自己的主體活動,創造歷史,解放自己。馬克思的這種唯物論思想,直到今天,對于我們正確對待和克服虛無主義,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虛無主義已經成為我們所處時代的重要文化表征,無法拒絕。西方社會對虛無主義予以深入探討的哲學家非常多,除上述外,還有福柯、德里達、諾斯、列斐伏爾等,虛無主義儼然成為西方社會的一門顯學,如同尼采認為西方社會歷史進程本身就是虛無主義的歷史進程一樣,虛無主義還會伴隨著西方社會的歷史演進,繼續長存并將得到持續關注。

  回到中國歷史文化語境,虛無主義也貫穿于整個中國歷史文明進程。中國傳統道家哲學中的“無”和佛教文化中的“空”,都指向虛無主義。如老子《道德經》中的“無為而治”思想:“是以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莊子·逍遙游》中的隱匿遁世思想:“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佛家的色空觀念:“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般若波羅蜜心經》),等等。道家和佛家的這種虛無主義思想對中國文化和國民心理影響極深。中國古典文學名著《金瓶梅》中有著鮮明的“色空”觀念,由色入空,由實到虛,一切歸結于無;《紅樓夢》中則有著濃厚的“虛無”思想,從虛無中來,歸于虛無,所謂“好就是了,了就是好”,“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凈”。這是虛無主義在中國古典文學領域的體現。

  虛無主義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廣泛存在,表現形式多樣。比如魯迅,虛無主義被視為其思想的根本,是其無窮戰斗力量的源泉。與一切舊的惡的力量做斗爭,橫掃一切,甚至包括靈魂中的舊我,這是魯迅反抗絕望的虛無戰斗精神體現;“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這是其孤絕的虛無戰斗姿態。魯迅的散文詩《野草》中彌漫著濃厚的虛無情緒;小說《傷逝》中的子君和涓生,《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和《孤獨者》中的魏連殳等人身上,都有著或鮮明或濃厚的虛無主義色彩。五四運動落潮后,整個社會彌漫著濃厚的感傷和虛無情緒,丁玲的《沙菲女士的日記》和廬隱的《海濱故人》對此都有真切的反映,其中的女主人公們紛紛遭受過理想、愛情、事業、婚姻或家庭的挫折,都有著濃厚的虛無主義情緒。

  1928年后,隨著革命文學的興起,在一些革命作家筆下,虛無主義成為一些革命黨人的共同精神氣質,如茅盾“《蝕》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中系列男女主人公(方羅蘭、章秋柳等),都有小資產階級的狂熱、迷惘、軟弱、動搖的虛無精神特征。而在同時期的巴金筆下,則塑造了大批的無政府主義者形象,如《滅亡》中的杜大心、《死去的太陽》中的王學禮、《電》中的李佩珠等,巴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是其虛無主義精神的特別表現,在其漫長的一生創作中具有某種持續性。20年代作家許地山在其《命命鳥》《綴網勞蛛》等作品中,表達出帶有佛家空無和宿命論色彩的虛無思想。早期老舍的創作中,如《趙子曰》《二馬》《老張的哲學》等,也表現出世故、油滑和價值相對中立的虛無主義色彩。還有40年代錢鐘書的《圍城》,借用西方存在主義哲學,表現現代人的尷尬的生存處境——“外面的人想入,里面的人想出”,同樣體現出虛無主義的哲理意蘊,等等。總之,虛無主義思想貫穿于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外來的虛無主義哲學與本土的虛無主義思想相結合,表現形式多樣。

  1949年后,虛無主義在當代文學中表現為大落和大起。50—70年代,由于與西方世界隔絕,中西文化交流受阻,再加上盲目地破四舊、反傳統,不管是來自西方還是本土文化中的虛無主義哲學基本上絕跡。與此同時,對傳統歷史與文化的漠視卻導致世俗虛無主義思潮肆虐橫行,極大地傷害了中國文化的元氣,出現了后來被阿城和鄭義等尋根作家們集體抨擊的所謂的“文化斷裂帶”。鄭義:《跨越文化斷裂帶》,《文藝報》1985年7月13日。新時期以來,隨著中西文化交流重啟,西風再次東漸,當代中國社會各種虛無主義思想重現,并逐步走向泛濫。

  一方面,西方各種帶有虛無主義傾向的思想學說蜂擁而入,如尼采的唯意志論,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哲學,薩特、卡夫卡和海德格爾等的存在主義哲學等,與歷經“文革”后特定的中國社會現實相碰撞,很容易產生共鳴,進而催生出多種形態的虛無主義情緒。另一方面,在外來文化的激發下,80年代上半期中國社會出現了“文化熱”,本土傳統文化得到重新審視,傳統道家和佛家文化中的虛無主義思想,部分地得到了重現。而最為重要的是,80年代中國社會思想解放運動不斷深入,帶來了思想自由和價值的多元化;再加上80年代后期商品經濟、消費主義文化和大眾文化的興起,各種世俗虛無主義思想叢生,逐漸走向泛濫,而那種超越現實時空和欲望狂潮、具有深邃精神指向和終極價值思考的形而上虛無主義,卻日漸稀薄了。各種廉價虛無主義思潮的泛濫,終于在90年代成為文化界、思想界和學術界不得不嚴陣以待的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和思想問題。

  二、中國當代文學中虛無主義的存在形態

  近30年來,虛無主義在中國社會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它們解構歷史、顛覆崇高、瓦解意義和深度,制造廉價狂歡和喧囂,誤導價值觀念,影響極為惡劣。由此,虛無主義被當成一個貶義詞,幾乎成為眾矢之的。實際上,這是不客觀的,對虛無主義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在《權力意志》中,尼采將虛無主義區別為兩種:積極的虛無主義(Positive Nihilism)和消極的虛無主義(Negative Nihilism),并指出它們不同的表現形態和歷史作用。對中國當代文學來講,也存在著兩種形態的虛無主義:作為精神哲學的形而上的虛無主義和作為世俗社會文化思潮的形而下的虛無主義。二者形態各異,也有積極和消極之分,需要區別對待。

  先看作為精神哲學的形而上的虛無主義。就本質而言,虛無主義是一種哲學意識,是對現實經驗的超越、洞徹與指引。哲學與文學密不可分,優秀的文學作品往往都會具有深刻的哲理意識,偉大的小說家往往都是哲學家。總體來講,形而上虛無主義在當代文學中非常匱乏,可謂求之不得。1949—1976年期間,中西文化交流中斷,西方各種虛無主義思想無法繼續在中國傳播‍‌‍‍‌‍‌‍‍‍‌‍‍‌‍‍‍‌‍‍‌‍‍‍‌‍‍‍‍‌‍‌‍‌‍‌‍‍‌‍‍‍‍‍‍‍‍‍‌‍‍‌‍‍‌‍‌‍‌‍。同時,在唯物主義思想觀支配下,各種帶有唯心主義傾向的虛無主義思想,包括本土的佛道學說和各種外來虛無思想,都受到否定和批判。

  這就導致該時期的文學中虛無主義哲理意識非常薄弱,僅在個別作家筆下,偶爾有所流露。例如詩人郭小川,在寫于1959年的抒情長詩《望星空》中,表現詩人夜晚在長安街頭仰望星空,通過個人、生命與宇宙的對比交流,感受到個人力量有限而宇宙浩瀚無限、個人生命短暫而宇宙生命永恒,從而生出惆悵之感:“在偉大的宇宙的空間/人生不過是流星般的閃光。/在無限的時間的河流里,/人生僅僅是微小又微小的波浪。/呵,星空,我不免感到惆悵,/于是我帶著惆悵的心情,/走向北京的心臟……”聯系1958年“大躍進”的歷史背景,這樣的思考無疑是對當時不斷膨脹的歷史主體盲目自信的一種糾偏,同時這種具體與抽象、個體與整體、有限與無限、短暫與永恒的對比,也使詩歌呈現出一種形而上哲理思考,從而獲得了超越性的藝術價值。

  但這首詩歌在當時遭到了嚴厲的批判,原因就是認為其中“宣揚了神秘主義、虛無主義”,認為作者表達了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幻滅感。華夫:《評郭小川的〈望星空〉》,轉引自張恩和:《郭小川評傳》,第115頁,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而在今天看來,這種“神秘主義、虛無主義”的思考表達,恰恰正是這首詩歌的藝術生命力和價值所在。70年代的地下詩歌寫作中,像北島的《回答》和顧城的《一代人》等,充滿了懷疑和否定精神,也體現出某種虛無主義哲理意蘊。只不過,在50—70年代文學中,這樣的虛無主義表達非常有限。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西文化交流重啟,思想解放不斷深入,文化思想日漸多元化。在這樣的背景下,虛無主義有所復歸。對一些作家來講,虛無主義成為其規避主流話語束縛、拉開文學與現實距離、反顧自身乃至思索人類和宇宙存在問題的思想武器。對此最早進行思考的是王蒙。“故國八千里,風云三十年”。由于自身特定的歷史遭遇,王蒙對革命、理想、信仰和個體命運之間的關系反復咀嚼,從中提煉出某種虛無主義哲理意蘊。《蝴蝶》中,主人公張思遠在不同人生階段,經歷了從小石頭、張指導員、張書記、老張頭和張副部長等的身份變遷,以致自我迷失。

  作者借用“莊周夢蝶”典故,表現了在歷史變動過程中主人公的自我困惑——究竟“我是誰”?這是一種存在主義的哲理困惑,正是同時期宗璞小說《我是誰?》所要探究的問題。在長篇小說《活動變人形》中,則通過主人公倪吾誠荒誕而又悲劇的人生遭遇,表現了其肉體和精神的分裂。這是又一個“方鴻漸”式的知識分子,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位置和價值,作者對其給予了存在主義的哲理審視。而在海德格爾和薩特等存在主義大師看來,存在主義在本質上是對人的存在的虛無,是虛無主義的一種。海德格爾從客觀角度,而薩特則從主觀角度,確認了人的存在價值和意義在本質上都是虛無的。

  除王蒙外,80年代以來,能夠從形而上層面進行虛無主義哲理思考的作家并不多,主要還有殘雪、張承志、史鐵生、北村和格非等人。殘雪的小說深受卡夫卡影響,以現代派藝術表現手法,表現人的惡劣生存境遇和孤獨本質,格調陰冷,傳達出一種透骨般的虛無主義氣息。荷爾德林說,“人,在大地上詩意棲居”,而殘雪則從根本上否定了人的存在。在《山上的小屋》《蒼老的浮云》《公牛》《黃泥街》等作品中,殘雪一方面表現了人的生存環境的骯臟可怖,其中充滿了蛇、蒼蠅、老鼠、蜈蚣、蛆、蝙蝠、蜘蛛等骯臟惡心動物,而且天空老是下著墨色的雨,陰暗潮濕發霉。這樣骯臟惡劣的環境,從客觀上否定了人的詩意存在。另一方面,殘雪還否定了人的社會存在,形象地詮釋了“他人即地獄”這一存在主義哲學理念。她筆下的人物,一個個如同神經質,相互嫉妒、猜疑、窺視、提防,充滿敵意,互相折磨乃至互相傷害,哪怕夫妻、母女和父女之間也是如此。殘雪無情地撕破了現代人的人性面具,展示了人性的丑陋和扭曲。不僅如此,殘雪的小說還拒絕人性救贖,不給人物以任何自我拯救的可能。她筆下的人物不管如何努力,如何掙扎,都無法自我改變,找不到出路,更看不到希望。這種虛無主義的書寫,使殘雪的小說直逼人的存在本質,引人思考。

  殘雪的虛無主義給人感覺陰冷,而張承志的虛無主義則讓人感覺熾熱。張承志的虛無主義源自于他的理想主義和宗教情懷,表現為以理想取代現實、以精神(信仰)代替物質,表現出對人的現世存在的漠視和對人的精神世界(宗教信仰)的迷狂。張承志早期的寫作充滿了理想主義氣息,在《綠夜》《黑駿馬》《北方的河》等作品中,其圣潔的理想與污濁的現實之間嚴重對立。理想很浪漫,現實很骨感:“生活露出了平凡單調的骨架,草原褪盡了如夢的輕紗。”(《綠夜》)如何處理這種矛盾?張承志采取的策略是“抓住生活中的那瞬間的美”(《綠夜》),用瞬間的美感體驗來超越或遮蔽對蕪雜現實的痛感體驗。這就是張承志所一再傾心的美學——“美麗瞬間”。樊星:《在理想主義與虛無主義之間》,《當代作家評論》2005年第3期。這其實是一種形而上的虛無主義體驗,是在瞬間的自我陶醉中實現對現實的超越。從根本上講,“美麗瞬間”追求的是一種唯美主義審美體驗,而唯美主義本質上是頹廢的、病態的,是虛無主義的特定表現。張承志的另一部分寫作,如《黃泥小屋》《殘月》《九座宮殿》《心靈史》等,則表現出強烈的宗教色彩,以虛幻的精神(信仰)追求碾壓或取代人的物質存在,其虛無姿態已經逐漸走向極致。

  史鐵生的虛無主義則充滿智慧和神性,是勘破命運后的大徹大悟。由于年輕時雙腿突然癱瘓,史鐵生幾乎一輩子都在思考命運問題,憤懣感慨:“就命運而言,休論公道。”(《我與地壇》)這是其宿命論認識由來。宿命論是一種消極的唯心主義認識觀,是對現實多樣性和或然性的否定,在本質上是虛無的。史鐵生認為:“人的苦難,很多或者根本,是與生俱來的……這正是上帝的啟示:無緣無故的受苦,才是人的根本處境。……正如存在主義所說:人是被拋到世界上來的。人的由來,注定了人生是一場‘贖罪游戲’‍‌‍‍‌‍‌‍‍‍‌‍‍‌‍‍‍‌‍‍‌‍‍‍‌‍‍‍‍‌‍‌‍‌‍‌‍‍‌‍‍‍‍‍‍‍‍‍‌‍‍‌‍‍‌‍‌‍‌‍。”所以,“我越來越相信,人生是苦海,是懲罰,是原罪。”史鐵生:《宿命的寫作——在蘇州大學“小說家講壇”上的書面講稿》,《當代作家評論》2003年第1期。

  這種認識正是克爾凱戈爾的悲觀主義哲學觀點,而悲觀主義是存在主義哲學的一種,是對現實人生的懷疑與否定。同時,史鐵生還對人的生與死、有限與無限、懲罰與救贖等問題反復思辨,體現出濃厚的存在主義色彩。例如,《我與地壇》對生與死的探討就受到海德格爾存在主義生死觀的影響,作者認為“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而海德格爾則認為“死在生存論上等于說:向死生存或向死存在”。〔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第165頁,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正是因為死的存在,才凸顯出生的意義。《命若琴弦》深受加繆西西弗斯神話的影響,并從中提煉出一種過程論的生存哲學。這種思考,使史鐵生的寫作超越了個人的苦難現實,具有普泛的形而上哲理深度。在長期的精神冶煉中,史鐵生創立了一種個人宗教——一種介于基督教和佛教之間的宗教,史鐵生(遺作):《晝信基督夜信佛》,《收獲》2012年第2期。試圖用宗教理念來對抗虛無,給人提供出路。在長篇小說《務虛筆記》中,他就試圖運用基督教的懺悔與佛教的悲憫來對人的靈魂進行救贖,為充滿原罪感的當代人尋找精神出路。在當代作家中,能夠從宗教或神的高度對人的彼岸世界進行關懷的作家很少,史鐵生算是難得的一位。

  另一位具有宗教情懷的作家是北村。北村的寫作屬于典型的基督教寫作,是對基督教義的演繹,這在他的代表作《施洗的河》中表現得很明顯。格非的寫作則充滿宿命論色彩,如《迷舟》《敵人》《人面桃花》等,人物的命運似乎冥冥之中早已注定,所有努力都是徒勞,結局都是走向失敗或虛無。這體現了格非的世界觀,也讓他的作品獲得了一種形而上的思想深度和藝術品格。

  總體來講,當代文學中形而上虛無主義非常匱乏。與之相比,形而下的世俗虛無主義思潮卻很多。概括地說,主要包括以下幾種。

  (一)文化虛無主義。顧名思義,文化虛無主義是對文化的漠視、蔑視和反動。在中國當代文化與文學中,文化虛無主義主要具有以下三種含義,并有各自表現。

  第一種是反文化,或者叫作反智化。我們知道,文化是人類文明的體現,優秀文化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非物質資源,是傳諸后世的重要精神遺產。文化有其延續性,脈絡延傳,生生不息,同時文化具有智性啟發和精神引導作用。50—70年代,傳統文化被當作封建毒素幾乎被掃蕩一空,這是文化虛無主義的極端表現。這段時期的文學作品中傳統文化幾乎全面失落,甚至成為禁區。

  這種文化虛無主義的影響后果極為嚴重,它導致在這段時期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少年價值觀念紊亂,要么對文化無知和不尊重,要么缺乏辨別能力。劉心武的《班主任》中,經受過“文革”十年戕害的兩個中學生謝惠敏和宋寶琦,一個被公認為優秀學生,一個被視為落后學生,都喪失了基本的文化認知和價值判斷能力,其實是兩個不同類型的文盲。“文革”期間現實中張鐵生考試交白卷,就是典型的反智事件。而在80年代后期王朔的筆下,則出現了大量的反智、反知識分子寫作,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同謝惠敏和宋寶琦一樣,都是歷經“文革”的一代,都受過文化虛無主義思潮的洗禮,無文化或反文化是他們的共性特征。

  第二種是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或曰民族虛無主義。這是對民族文化的無視、否定和對西方文化的盲目追崇,其實質是主張全盤西化。五四以來,民族文化虛無主義論調在中國絡繹不絕。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對傳統文化猛烈開火的同時,就滋生了全盤西化的文化主張,當時胡適和陳序經等人極力鼓吹全盤西化,是其代表。50—70年代,對待傳統文化的簡單否定和粗暴對待,阻斷了傳統文化的自然延傳,傳統文化的魅力和價值無法在歷經“文革”后的80年代中國社會得到應有的體現,也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這是80年代中國社會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得以滋生的溫床。在西風再次東漸的背景下,在思想解放運動的推動下,再加上現實中改革受挫,一時間民族文化虛無主義論調囂張,如電視紀錄片《河殤》就公然鼓吹以西方“藍色文明”和“海洋文明”來取代中國的“黃土文明”;臺灣作家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則極力貶斥中國文化和膜拜西方文化,等等。今天回頭來看,這些民族文化虛無主義論調非常淺薄,但在當時的影響卻十分惡劣。

  從當代文學來看,民族文化虛無主義主要體現在尋根文學與先鋒文學之中。在部分尋根作家的理論主張中,就包含有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因素,如李杭育的《文化的尷尬》,對民族文化傳統就極為失望,極盡挖苦和貶斥,而對西方文化則充滿一種淺薄的向往。尋根文學中出現的所謂的“后殖民主義”寫作現象,以及張藝謀等人據此改編并屢屢在國際上獲獎的電影,如《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等,某種程度上都是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的表現。

  這種寫作和影視改編很大程度上是為取悅西方讀者、觀眾和文化機構,故意對本民族文化中的落后、丑陋、野蠻和愚昧的內容予以夸張放大、扭曲反映,而對本民族正面積極的文化內容則視而不見。有研究者把這種專門迎合西方人審美趣味的寫作心理稱為“漢學心態”,張曉峰:《中國當代作家的“漢學心態》,《文藝爭鳴》2012年第8期。作者認為:“如果說在當前的文學研究中,‘漢學心態’主要表現在學術思路和方法上,那么,在新時期以來的當代文學創作中,‘漢學心態’則致力于如何引起‘西方’和‘漢學界’的注意,并獲得其承認。”這是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的惡劣表現。從藝術角度來看,早期的先鋒寫作以一種激進的姿態,拒絕本土文學傳統,主張全盤西化,其實也是一種民族文化虛無主義。事實證明,這種全盤西化道路根本走不通,先鋒文學90年代后的集體轉型就充分表明了這一點。

  第三種是欲望化、本能化和娛樂化‍‌‍‍‌‍‌‍‍‍‌‍‍‌‍‍‍‌‍‍‌‍‍‍‌‍‍‍‍‌‍‌‍‌‍‌‍‍‌‍‍‍‍‍‍‍‍‍‌‍‍‌‍‍‌‍‌‍‌‍。這種意義上的虛無主義是無視人的社會存在,將人降低到生物水平,表現人的欲望滿足和本能宣泄;或者是淘空文化的內涵,“惡搞”文化,制造廉價的狂歡。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社會市場經濟時代的到來和大眾文化的興起,欲望化社會思潮泛濫,娛樂風氣盛行,一些文學作品以一種“去社會化”的方式,表現人的欲望化和本能化存在,拒絕人的價值和意義追求,例如當時盛行的私人寫作或身體寫作、美女寫作、欲望化寫作等,都是文化虛無主義的表現。由于去掉了價值準則和意義追求,文學由表現生活之重墮落為體驗存在之輕。在市場主宰下,文學與影視共同制造娛樂狂歡。一時間,戲說歷史,解構名著,制造流行(如崇尚金錢的“拜金主義”、粉飾現實的“豪華風”、制造噱頭看點的“打殺風”等),文學和影視熱點不斷,一派狂歡,而文化卻支離破碎,精神園地日漸荒蕪。這種情況,正如丹尼爾·貝爾所說:“文化大眾的人數倍增,中產階級的享樂主義盛行,民眾對色情的追求十分普遍。時尚本身的這種性質,已使文化日趨粗鄙無聊。”〔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第37頁,趙一凡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這是文化虛無主義的表現,也是惡果。

  (二)歷史虛無主義。顧名思義,歷史虛無主義就是對歷史的虛無,這是對中國當代社會價值觀念影響最大的一種世俗文化思潮。在中國當代文學和文化語境中,歷史虛無主義具有三重含義和各自表現。

  第一種是對歷史的無視,也就是對歷史的有意忽略或視而不見。這種虛無主義在50—70年代期間盛行,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傳統的歷史題材寫作基本上消失,所謂的歷史,基本上只剩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斷代史。在當時有限的傳統歷史題材創作,如黃秋耘的《杜子美還鄉》、馮至的《白發生黑絲》、陳翔鶴的《草堂春秋》等,都受到批判。傳統的歷史題材創作領域,僅有姚雪垠的《李自成》由于特定的文化原因而一枝獨秀。

  第二種是解構歷史。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思想解放運動推動下,人們從文化反思角度,對傳統的歷史觀念予以質疑。同時,源自于西方的新歷史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特別是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觀點,在中國得到廣泛響應。一時間,“重述歷史”或“重寫文學史”成為風潮。新歷史主義秉持的是“正史不正,信史不信”的懷疑、否定立場,以一種民間的、邊緣的、個人化的姿態,顛覆和解構了傳統歷史敘事的連續性和完整性,否定了傳統歷史的必然性和內在邏輯性,也消解了傳統歷史的宏大和莊嚴。新歷史主義注重歷史的偶然性和無序性,認為客觀的歷史根本不存在,真實的歷史只能存在于個人內心。于是,他們紛紛撿拾起歷史的碎片,盡情發揮。這種自由、隨意、個人的歷史觀,就將歷史變成了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新歷史主義屬于后現代主義的一種,而去歷史化是后現代主義的普遍特征,顛覆和解構則是其共同文化策略。80年代后期,新歷史主義小說風靡文壇,涌現出眾多名家名作,如莫言的《紅高粱》《豐乳肥臀》、余華的《活著》、陳忠實的《白鹿原》、李銳的《舊址》、蘇童的《米》、格非的《迷舟》等,熱潮延續至今。不可否認,新歷史小說打破了傳統的機械的歷史決定論的敘述方式,更新了人們的歷史思維,但也導致了歷史敘事的碎片化和私人化,混淆了人們的歷史認知,對傳統的歷史觀造成巨大傷害。例如《白鹿原》中,白靈和戀人鹿兆海以拋硬幣的方式決定自己的政治道路選擇,這種書寫,就解構了意識形態的莊嚴,如同兒戲,極不嚴肅。

  第三種是消費歷史。新歷史主義打開了歷史虛無主義的大門,而20世紀90年代的市場經濟和消費主義文化則是滋生各種歷史虛無主義的溫床。既然歷史已經支離破碎、沒有中心、沒有意義、沒有深度,甚至連歷史感都沒有,那么歷史也就淪為了一種商品,供人游戲和消遣。90年代,在后現代主義和消費主義文化邏輯支配下,文學結盟影視和網絡,各種對歷史的“戲說”“歪說”“大話”“水煮”“重述”等層出不窮,喧囂盛行,廉價狂歡。在這一過程中,歷史支離破碎、面目全非。與之相應,傳統的價值觀念解體,各種庸俗、實利主義盛行。這是社會文化轉型期的必然反映。

  (三)道德虛無主義。道德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形成的倫理準則和價值規范,對社會成員具有規訓和懲罰作用,維護著社會的和諧與穩定。道德具有相對性的一面,也具有利己性(或階級性、集團性)的一面。《理想國》中,色拉敘馬霍斯和蘇格拉底在辯論什么是“正義”時說:“我說正義不是別的,就是強者的利益。”這種論述其實就包含了道德虛無主義思想。尼采就強烈反對道德,他說:“道德乃是對生命意志的背叛,只要我們信仰道德,我們就是在譴責生命。”〔德〕尼采:《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第295頁,張念東、凌素心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尼采強調唯意志論,主張“價值重估”。他對道德的重估,就是站在絕對個人主義的立場上,聽從個體生命的呼喚,采取相對主義和利己主義的立場。道德虛無主義肆意夸大道德的相對性,抹殺是非善惡的邊界,將道德變成了一個實用主義和利己主義的面團。對道德虛無主義來說,道德不過是尋找個人利益的借口,任何關于道德的價值判斷都是相對的,沒有善惡之分,也沒有對錯之別;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沒有資格去指責別人。這樣,道德虛無主義就使社會的價值觀念走向了多元無序,制造了價值混亂。道德虛無主義所秉持的相對主義和利己主義立場,為各種非道德、反道德預留了空間,在社會的流行,最終會導致價值失范,道德滑坡。

  從當代文學來看,90年代以來,文學中的道德虛無主義泛濫,例如王朔的小說中就充滿了各種市儈主義和犬儒主義精神,遍布道德虛無主義痕跡;王小波的小說嬉笑怒罵,游戲調侃,到處可見對道德的解構和嘲諷;朱文的《我愛美元》等,公然鼓吹性放縱和亂倫,連起碼的道德遮羞布都不要。

  90年代中期盛行一時的“現實主義沖擊波”小說,像劉醒龍的《分享艱難》、關仁山的《九月還鄉》、談歌的《大廠》、李佩甫的《學習微笑》等,在表現經濟困境與倫理道德之間的沖突時,往往犧牲倫理道德來幫助企業暫時度過經濟難關,喪失了基本的價值立場‍‌‍‍‌‍‌‍‍‍‌‍‍‌‍‍‍‌‍‍‌‍‍‍‌‍‍‍‍‌‍‌‍‌‍‌‍‍‌‍‍‍‍‍‍‍‍‍‌‍‍‌‍‍‌‍‌‍‌‍。還有閻連科從80年代中期以來的系列寫作,充斥著大量的反道德敘事,表現主人公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還極力爭取讀者理解和同情。甚至像賈平凹2016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極花》,其中竟然還在間接地為拐賣婦女辯護,喪失了起碼的道德良知和人文精神。這些都是道德虛無主義的體現。文學是社會的反映,這些非倫理、反道德作品的出現乃至盛行,其實正是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道德危機的反映。

  三、虛無主義與中國當代文學的價值觀

  前面講過,虛無主義分為形而上和形而下兩種形態,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對當代文學的價值觀念影響不同。

  先看形而上的虛無主義。形而上的虛無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深邃的精神哲學,超現實功利,指向生命存在和宇宙思考。50—70年代,形而上虛無主義的缺失導致文學中哲理意識匱乏。由于缺乏哲學思想的指引,這段時期的文學創作大多缺乏現實穿透力,黏滯于現實,缺乏個人意識和形而上的藝術思考空間。在主題表達上,大多盲從現實,片面地圖解國家形勢政策,價值理念外露,往往流于“假、大、空”,很大程度上淪為恩格斯所批判的“時代精神的傳聲筒”。而在藝術上,這些作品大多流于公式化、概念化和模式化,質地粗糙。由于缺乏思想性和藝術性,這些作品對主流價值觀念的傳達,往往事與愿違,實際效果并不理想。

  20世紀80年代以來,形而上虛無主義一定程度上的復蘇,對當代文學的價值觀念建構,乃至藝術審美,都帶來深刻影響。從價值觀念來看,虛無主義哲理意識的融入,讓文學在繁重的政治化承載之余,開始叩問人的存在,質詢生命意義,探究宇宙人生奧秘。自此,一種嶄新的、有別于傳統政治文化倫理的價值觀念開始生長,文學的功利色彩逐漸淡化而哲理意識日漸增強,當代文學的價值觀由此也逐漸走向多元化。從藝術審美來看,由于哲理意識的融入,當代文學藝術美感普遍增強。這不僅體現于其中現代藝術表現手法的運用,而更體現于作品意義空間的拓展和思想性的增強,讓讀者在掩卷之余,能夠獲得某種藝術美感和形而上的精神提升。這是8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藝術進步的重要表現。但是,這種形而上的虛無主義畢竟太有限了,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當代文學的“貧血”狀況,這導致當代文學整體上思想薄弱,哲理意識極其匱乏,不利于當代文學價值觀念的有效建構。

  再來看形而下的虛無主義。當代文學中,形而下的虛無主義可謂泛濫成災,形態多樣,從不同方面威脅和解構著主流的社會價值觀念。50—70年代,對傳統歷史與文化的虛無主義態度,使文學喪失了應有的歷史與文化蘊含,顯得價值理念外露,急功近利。這對于當時的主流價值觀念傳達,表面上是有意強化,而實質上則是無形傷害,讓人們在被動接受之余,容易滋生逆反和抵觸心理。這種情形如同當前網絡影視上時常可見的“低級紅”現象——用低俗的方式來宣傳主流價值觀,表面上高調宣傳,而實質上卻是抹黑,進而連累主流價值觀念的推廣。所以,進入80年代后,當代文學中主流價值觀念普遍遇冷,處境尷尬,讀者也敬而遠之。這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新時期,傳統的價值觀念正在“除魅”(韋伯語),而新的價值觀念尚在培育之中。在這種背景下,來自現代西方的各種虛無主義思想乘虛而入,搶占思想高地,蠱惑人心,吞噬和瓦解著主流價值觀念。90年代后,隨著中國社會后現代文化語境的生成,文學結盟影視和網絡,借助于市場經濟、大眾文化和影視傳媒的推動,各種虛無解構之風愈演愈烈,對主流社會價值觀念造成很大侵蝕和破壞,引發出一系列思想和文化問題。

  不可否認,多種虛無主義思潮的出現,帶來了文學創作的活躍和繁榮,促進了當代社會思想的自由和價值的多元化,對當代社會價值觀念的發展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畢竟,思想自由和價值多元化是現代開放社會的標志,也是中國當代文學走向繁榮的表現。但是,自由從來就是相對的,多元化也不一定就是益事,這存在一個度和如何引導的問題,對作為重要傳播載體的文學來講,更是如此。虛無主義是一種全球性的文化思潮,隨著資本的擴張向外蔓延。列斐伏爾認為:“虛無主義深深地內植于現代性,終有一天,現代性會被證實為虛無主義的時代,是那個沒人可預言的‘某種東西’從中萌發的時代。”轉引自吳寧:《現代性和虛無主義》,《現代哲學》2010年第5期。處在全球化、現代化進程和后現代文化語境中的中國當代社會和當代文學,顯然已經無法拒絕虛無主義。既然如此,那么,我們該如何應對虛無主義?

  首先,要嚴格區分作為精神哲學的形而上的虛無主義和作為世俗社會文化思潮的形而下的虛無主義,對前者要大力呼喚,對后者則要自覺抵制。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強化作家們的思想修養,提高他們的哲學素養,端正他們的寫作立場和態度。毋庸諱言,中國當代作家哲學修養不足。今天的中國作家,只有不斷提升自己的哲學修養,淡化名利欲望,潛下心來,站在人民而非自我的立場上寫作,才能有效地應對虛無主義。

  其次,要深刻地認識形而下虛無主義的實質與危害。形而下虛無主義是一種從西方傳播過來的消極社會思想,是對現實的否定和逃避。當前中國社會各種世俗虛無主義思潮的出現,是全球化和開放性社會語境下中國社會精神危機的體現。可以說,每一種虛無主義思潮的背后,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實質,有著特別的危害。例如,文化虛無主義體現的是當代中國社會物化語境下人們內心的荒蕪和空虛,其在社會的蔓延,會使當代人內心日漸沙漠化,缺乏詩意和美感,變得粗俗和動物化;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實質是主張全盤西化,體現的是民族文化自卑,其在社會的蔓延,會導致民族自信心失落;道德虛無主義實質上體現的是當代中國社會的道德危機,其在社會的蔓延,會導致各種道德問題與腐敗現象叢生,等等。

  在當前眾多的虛無主義思潮中,尤以歷史虛無主義規模最大,影響最大,危害也最大,需要高度警惕。歷史虛無主義是以篡改歷史的方式來顛覆社會認知體系,其目的是要從根本上否定當代社會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顛覆當代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瓦解社會的凝聚力。這種思潮往往以一副娛樂、游戲和狂歡的姿態出現,掩人耳目,容易引人上鉤,讓民眾喪失警惕,不知不覺中受其毒害。而且,在當前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下,這種思潮往往還暗含著特定的政治目的,其中一些不法分子與境外的反動勢力相互勾結,里應外合,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誤導價值觀念,妄圖達到不可告人的特定目的。清代思想家龔自珍曾指出:“欲知大道,必先為史”,而“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才,堙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①這是我們必須要牢記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對當代作家來說,深刻認識世俗虛無主義的實質和危害是確保其正確創作的前提。

  再次,要加強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積極倡導和維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多種形態虛無主義并存已經是當代中國社會無法忽視的事實,多元化也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如何有效整合多種形態的虛無主義,對多元化價值觀念進行正確引導,這是擺在當前中國社會面前的一個緊迫任務,也是擺在當代作家面前的一個重要難題。這些年來,各種虛無主義的盛行已經造成了相當的負面影響,如理想失落、信仰崩塌、價值迷失、道德腐化等,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造成了嚴重傷害。在這一過程中文學也推波助瀾,難辭其咎。這個問題如果處理不當,就會動搖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對社會主義前途的信心,就會喪失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就會釀成可怕的社會后果。前文講過,馬克思主義是克服虛無主義的最終有效途徑。所以,在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今天,我們要加強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用馬克思主義來整合各種虛無主義,引導其健康有序發展;要積極倡導和自覺維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統領多元化價值形態,求同存異,尋求最大共識。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大力提倡,已經有力地回擊了各種世俗虛無主義思潮的進攻,社會風氣明顯好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日漸深入人心,文學創作領域也干凈健康很多。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斗爭,在這一過程中,文學關系重大,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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